《锦衣卫秘事》

汪寿杰

第二十五章  祸起东林党

　　东林党，是指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而朝中诸多正直之士与之互通声气，由此形成的一个旨在以舆论力量对抗奸党的清流团体。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视作东林首倡者们在结社伊始最为原始与崇高的政治纲领。至于神宗本人，因为他常年不肯上朝，凡事撒手不管，无疑更在客观上对大臣们这种“自立门户”的行为起到了相当明显的推动作用。   
　　当然了，有“正”必有“邪”，要是一个朝廷里全是好人——可惜，这种情形似乎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当中出现过——那么东林党也就没有崛起的必要了。在万历年间，与这些清流们针锋相对的“邪恶势力”，主要是朝中的齐、楚、浙三党。其实这三党也未必见得就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各自出身地域的不同进行划分，进而取用的一个比较简单与笼统的概括性称谓。东林和三党在朝中累年“争战”，互有胜负，简单地来说，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是东林占据上风，此后两派长期对峙，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后，三党控制朝政，但旋即因为内部矛盾出现动摇，最终又在天启初年将朝权拱手相让，自身则在东林党人的穷追猛打之下溃不成军，几至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   
　　时局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正应了那句“邪不能胜正”的至理名言，大明朝也可借此脱胎换骨，焕发出新一轮的勃勃生机了。   
　　可惜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东林也好，三党也罢，说到底都是由于党争所催生的特殊产物，而其自身所必然具有的狂热的排他性与盲目性，又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被卷入到一个扭曲的、病态的政治漩涡当中。于是所谓的正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林林总总，到这时候便不过只是裹在“党同伐异”的本质以外一层漂亮的包装纸而已，大家死不服软，抵命相拼，最终却只能落得个两败俱伤及至两败俱亡，捎带着，还有一个原本早已支离破碎的大明帝国，也正开始以飞旋的速度坠向彻底覆亡的无尽深渊。   
　　所以，当《明史•宦官列传》在讲述东林党人在天启元年间的所作所为时，才会有“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的记述。为什么过激？是因为只要政见与东林党人稍有不合，就会被指斥为“邪党”，就会遭到前者无情地打压。也正因为此，《明史•崔景荣传》才会在末尾感慨说，“核定一个人的品行操守，都只以他与东林党人之间的感情厚薄作为轻重的评判标准，这难道是正确和恰当的方式吗？”   
　　呜呼，诚哉斯言！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当东林党人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在朝堂上清算三党残余势力的时候，魏忠贤却已经在内廷之中悄然崛起。三党，以及那些原本在两派争斗当中保持中立，现在却因为“自异于东林”而面临着与三党同样下场的第三方势力，或自愿，或无奈，便大多纷然投奔到魏忠贤的旗下，以司礼监为靠山，以魏忠贤控制下的东厂及锦衣卫，向猝不及防的东林党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首当其冲的，便是时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叶向高。   
　　叶向高是福建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他的幼年身世颇为坎坷，母亲在临产时正巧碰上倭寇作乱，只好躲进路边的一间茅厕把他生了下来，而后“数濒死”，传闻是有神明庇佑，才幸得长大成人。其人行事光明磊落，品性宽仁忠厚，在万历年间入阁预政，一度致力于调剂群僚，缓和彼此间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紧张气氛。只不过那时候的党争之势已成必然，他叶首辅独力难当，到头来也只得接受东林与三党对立的既定事实。非但如此，由于他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人的立场，再兼他这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于是到了天启年间，世人便都将他视作东林党的政治领袖，直呼他作“叶党魁”了。   
　　既然是党魁，一旦朝中生变，叶向高自然无法独善其身。其实早在最初，当朝中为着客氏是否应当出宫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叶向高就因为庇护力主驱逐客氏的阁臣刘一燝等人，进而和魏忠贤结下了梁子。此后但凡是朝中有人和内廷宦官们起了冲突，或者因为上议论政惹来朱由校的不满，叶向高总是第一个站起身来，替这些耿直的大臣们百般辩解，这自然又弄得魏忠贤心里疙疙瘩瘩地很不受用。等到魏公公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拿一位名叫陈良训的官员奏疏当中有”国运将终”的字句作为把柄——陈良训在疏中讥讽“权阉”，故出此语，本在情理之中——要把他送往锦衣卫诏狱严加刑讯的时候，叶向高又是不顾自家的功名利禄，竟以辞职相抗，好歹总算是给陈良训争回来了仅仅夺俸一年的处罚，魏忠贤从此便更加容不得这位叶首辅，兼带着容不得那些跟在他叶首辅身后为其摇旗呐喊的东林党人了。   
　　紧接着，发生了震撼朝野的熊廷弼、王化贞“经、抚不合”事件。   
　　熊廷弼是当时的辽东经略，素来和东林党人搞不到一块，天启元年六月受命出关主持边防，立即就和东林出身的广宁巡抚王化贞起了争执——前者在万历末年就曾经略辽东，也是因为受到朝中东林党人的攻讦而去职——两个人的矛盾越积越深，以至发展到了“事事龃龉”的地步。熊廷弼主守，奈何得不到旁人支持，王化贞主攻，又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渐渐把熊经略这位名义上的辽东军政一把手架成了个空壳子，自己则在广宁城中坐拥大军，进而打起了“一举荡平“建州女真爱新觉罗部——这时候应该叫后金了——的如意算盘。   
　　所以，党争从朝堂一路争到了边防前线，这战一旦打起来，结局如何，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巡抚的美梦确也没能做得太久。天启二年（1622年）初，王化贞统率的六万大军在与后金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非但不能克敌制胜，还白白把广宁城也给搭了进去。最后亏得是熊廷弼麾下五千人冒死断后，这才好不容易拣回了一条性命。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朝廷追究相关人等“失城陷地”的罪责，可怜熊廷弼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反复说着“不能主动进攻”，这时候却也因为位列其职、难辞其咎，只好和王化贞一起蹲进了大牢。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熊廷弼也好，王化贞也罢，想必同样难逃一死了。尤其熊廷弼，平日里就是“朝士多厌恶”——士当然是东林的士——这会儿谁还会站出来替他说句公道话呢？思前想后，待救不如自救，他于是拜托一位名叫汪文言的内阁官员，透过后者的关系向内廷——自然就是魏忠贤了——许愿说，愿以四万金作为代价，延缓自己的行刑日期。   
　　这就是空口许诺，白惹麻烦——熊廷弼是个清官，哪来的四万金？纵有其事，想来也只是他情急之下走投无路，想着当时打个保票，然后再行慢慢筹措。然而魏忠贤左等右等，这一大笔“理所当然”的横财始终不见动静——汪文言是东林党人，这里面或有更深的蹊跷——顿觉受了蒙骗，“大恨”， “誓速斩廷弼”。   
　　然而王化贞却并不着急。因为他是有人保的，虽然无罪释放几近天方夜谭，却也未必见得就真要立刻把他推出去开刀问斩。魏忠贤催促皇帝下旨斩杀熊、王二人，叶向高便站出来与他周旋，说“案子要审明白，情况要查清楚，到底如何处置，还是等到有关调查部门的报告出来以后再行定夺才是”，朱由校一听有理，案情重大，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就给了结了，于是听从了叶向高的建议，仍旧将这两位“封建大吏”收押在大牢之中静候发落。   
　　回到魏忠贤这边。一开始，魏忠贤与叶向高，包括许多关系相处不太融洽的大臣，不过仅是私忿，还没有涉及到政党派系的范畴之中。然而东林党人太过讲究“正邪”之分，行事又多有书生意气，结果把事情越搞越坏。被他们以痛打落水狗的手段逼得走投无路的三党这时尽驱魏忠贤门下，极言“东林想对公公不利”，魏忠贤听了，难免联想到叶向高前后所为，现在连杀个“有罪”的熊廷弼都不能遂意——当然，叶向高本意为何，其实不言自明——自是深以为然，就此便定下了铲除东林党的方略。   
　　要动手就得有机会。事情的导火索始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给事中傅櫆弹劾朝臣左光斗、魏大中勾结汪文言，招权纳贿，魏忠贤趁势将汪文言逮入诏狱，“东林之祸自此起”。全面激化则是在同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24项大罪，言辞激烈，痛快淋漓，朝中百官群起响应。魏忠贤大惧，使出浑身解数向皇帝求救，自请辞去东厂提督职务，又在于御前痛哭流涕表明心迹。他的“姘头”客氏和心腹太监王体乾从旁周旋，这才化解了这场风波。杨涟告状不成，反遭罢黜，魏忠贤缓过劲来掉头反扑，“欲尽杀异己者”，操纵朝廷罢斥官员多达数十人，进而将矛头对准了内阁首辅叶向高。   
　　叶向高其实不想与魏忠贤过早正面交锋，杨涟上疏，他本不知情，一干东林党人又在事发当时邀他主持大局，认为只要首辅出马，“可决胜”。然而叶向高顾及魏忠贤终究无法轻易除掉，倒不如在这件事情上从中挽救，还能避免一场无谓的祸端。于是上疏称赞魏忠贤办事勤劳，朝廷待他又恩义极重，难免惹来旁人非议，不如请魏公公暂且搬回自己家里，避一避风头，也好保全他的名声，做个有始有终的“贤阉”。   
　　这其实是在帮魏忠贤了，然而他并不领情。工部郎中万燝弹劾因为魏忠贤而惨遭廷杖，这回叶向高挽救不及，前者竟以廷杖丧命。又有巡城御史林汝翥当街责打行为不法的内廷太监，事后又害怕被魏忠贤拖去象万燝一样活活打死，于是弃官潜逃。太监们听说林御史是叶向高的外甥，于是一哄而入冲进叶府，摔板凳拍桌子要他把人交出来。叶向高上哪儿去给他们找人？倒是“窝藏”林汝翥的遵化巡抚杨渼胆小怕事，唯恐累及自身，向朝廷检举了“疑犯”行踪，林汝翥到头来免不得还是被痛打一顿，只不过运气好些，没有惨死在廷杖之下。   
　　叶向高这时候明白过来，势已不可为了，只得连上二十余封奏疏自请去职。结果皇帝准奏，并加他为太傅，另遣专人沿途护送还家。临行之前，他又偷偷拉过另一位阁臣朱国祯交代说：“我现在走了，蒲州更不是（魏忠贤）的对手，你也早点离开的好。”   
　　蒲州，是接替叶向高出任内阁首辅的大学士韩爌的别号。事情正如叶向高所料，韩爌不久旋即罢斥。只是朱国祯没有听从叶向高的劝说，执意接班韩爌，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干不了多久也只得黯然下野。   
       这时朝中的情形，正如史书所谓，“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带头的走了，朝廷里的清流们就此沦作了魏忠贤屠刀下待宰的羔羊。

汪寿杰

第二十六章  九千岁的兵

　　且说魏忠贤名下，党徒成群，较为亲近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谓。这其中，五彪都是武人，除了一个孙云鹤是东厂理刑官，其余如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和杨寰，则悉数在锦衣卫任职。   
　　田尔耕是锦衣卫主事，许显纯执掌北镇抚司，崔应元和杨寰都是前者心腹，四个人“紧密团结”在以魏公公为核心的“阉党”周围，生杀予夺，不过一念之间，正人君子落进了诏狱，惨烈之况无以复加，“冠绝先代”，即使后世亦未有出其右者。   
　　先说汪文言案。这人是个奇士，出身狱吏，仗义任侠，又饶具谋略，在万历以后东林斗垮三党的政治角力中出力甚多，颇得朝野敬重。叶向高秉政，以他作内阁中书，相当于国务院秘书长一类的职位，与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一班清流过往甚密。头一次因为傅櫆弹劾被逮入狱，魏忠贤慑于叶向高大旗不倒，朝中东林云集，倒还没敢刻意构陷，只是廷杖一番，并不曾牵涉他人。等到叶向高已走，身边又有一干三党挑唆，于是便重兴大狱，不仅是汪文言，还把已经去职的杨涟、魏大中、左光斗，以及任在京中任职的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也给扯了进来。     　　后面这六位，便是所谓的天启“六君子”了。   
　　汪文言一被许显纯关进镇抚司诏狱，劈头盖脸就要他交代杨涟等人收受熊廷弼贿赂案情——原来这是倚附魏忠贤的大理寺丞徐大化出的主意，说空口诬陷，无名无份，不好收拾，不如把杨涟他们和熊廷弼扯上关系，就说他们都拿了这位尚且关在狱中的辽东经略的银子，那么“封疆事重，杀之有名”。魏忠贤听罢大喜，便要许显纯如法炮制。倒是汪文言真是个硬骨头，所谓的全刑，也就是“械、镣、棍、拶、夹棍”这五毒，许显纯全盘给他招呼了一番，仍旧抵死不肯连累他人，大呼”世间怎么会有贪赃的杨大洪”（大洪，杨涟别号）。许显纯只得凭空捏造了一份供词，汪文言垂死之际又张开眼睛怒斥他说：“你不要乱写，改天我一定要和你当面对质”。许显纯没办法，只好当即将他打死灭口。   
　　汪文言一死，正所谓“死无对证”，这下子杨涟等人的罪名就算是“落到实处”，任由四位锦衣卫老爷“想当然”起来了。为了尽早结案，他们分遣缇骑跑去杨涟、魏大中和左光斗的老家拿人。结果杨涟被逮，家乡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哭得惊天动地，沿途经历村庄，也多有人替他焚香祷告平安归来。魏大中和左光斗的情形也大抵如此。特别是左光斗，父老子弟“哭号震原野”，就连缇骑都忍不住跟着落下泪来。   
　　当然，落泪也就落泪了，只不过证明锦衣卫的心也是人肉长的，但是犯人还是得捉，不然回到京城，拿什么跟四位大人以及魏公公九千岁交代呢？   
　　杨涟等三人“一朝落网”，便和周瑞朝这三位一并给关了起来。阉党计议，给他们六人分派了“纳贿”金额：杨涟和左光斗都是银二万两，魏大中是三千，周朝瑞一万，袁化中六千，顾大章则是四万。成天也是五毒伺候，务必要他们“坦白”交代案情。   
　　这时候的六君子却犯起了糊涂。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可能是外面有谁替他们想的办法，或以为不如先承认纳贿，“好汉不吃眼前亏”，保全了性命，这样案子会全盘移交刑部，由国家司法公开审讯，那时候再来翻供倒也不迟。于是一咬牙，就说“我们确实是拿了熊廷弼的钱了”，如此这般，既然已经招供，就请镇抚司上报朝廷，由相关部门对我们另行作出裁决吧！   
　　其实不认倒好。这一认，麻烦接踵而至。许显纯又是篡改供词，把案情无限夸大，然后往朝廷里一报，魏忠贤“顺其自然”地代表皇帝下旨，案件仍由锦衣卫北镇抚司诏狱处理，涉案人员所供认的纳贿金额，务必全数收缴没入国库，并且是五天一“追比”，拿不出钱来就继续打，打完又再给你五天，如此反复而已。   
　　忠臣大多是清官，清官最怕别人和他谈钱。六君子拿不出钱来，只能继续挨打。他们在狱中受刑，真实景况外界无法得知——北镇抚司诏狱哪是可以随便让人进去参观的？倒是有个任侠豪杰之士，姓名不详，自称“燕客”，化妆成小吏住在诏狱附近，成天跟狱中的马夫狱卒们混在一块儿，混得熟了，便给他混进狱中，亲眼目睹了六君子受刑惨死的全部经过。   
　　以下记述便节录自这位燕客所作的《天人合征录》一文。   
　　“七月初四日……六君子从牢房里出来，各有两名狱卒在左右挟扶，伛偻着身子向东走去，每走一步都觉疼痛难当，呻吟的声音听起来极为酸楚，我也不觉备感伤心和悲愤……衣裳就像被血染过一样，而杨公（杨涟）的胡须原本是白色的，所以最为明显……到了镇抚司厅前，都跪在屋檐下面……许显纯处分完毕，又下令将他们关进狱中”。   
“（七月）十三日……杨唤过家人大声说'你们回去，好生服侍老夫人，吩咐各位公子以后千万不要读书'……这天各人都毒打三十棍，棍声动地……诸位君子的大腿都腐烂了，赶紧用白布包裹起来，而杨公的情况最为恶劣”。
　　“（七月）十九日……杨、左（光斗）、魏（大中）都受全刑……左公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小儿啼哭……周（朝瑞）、顾（大章）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拶敲五十……魏大中把家人唤到跟前，吩咐他们说'我自从十五日以来，闻见谷食的气味就想呕吐，每天都只吃冷水一碗，苹果半只而已。送命想来只在旦夕之间，你们赶紧替我去预备棺材吧。只是我们家太穷，不可能准备得太好，只要能把尸骨遮掩起来就行'。”   
　　“（七月）二十一日……许显纯直呼着杨公的名字说，'你唆使他们藏匿脏银拒不交纳，这是抗拒圣旨，该当何罪'，杨公抬起头想要分辩，然而已经说不出话来……趴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   
　　“魏公受刑较杨、左为少……十七日以后，两只脚直挺挺的好像死掉的青蛙，不能自由屈伸……”   
　　“顾公……躺在床上直到七月中才能下地走路，右大腿上的伤口溃烂，掉下来一块腐肉如同老鼠般大小……”   
　　最后，“（七月）二十四日……用刑完毕，许显纯吩咐狱卒说，六个人不能住在一块……我听说后去问狱吏怎么回事，回答说‘今天晚上各位大爷中定有壁挺（狱中所谓死也）之人'……这天晚上，三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果然都死在了狱吏叶文仲的手中……叶文仲是狱卒的头目，为人至狠至毒……”   
　　至于三君子的死况，燕客说是“验尸完毕之后……用芦席草绳捆裹起来，扔到墙外，整条街上都能闻见恶臭，尸虫像雨点一样落在地上”。另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述，杨涟之死“用盛满土的袋子压在身上，耳朵里钉进了铁钉，穿着一件血衣被扔进棺材里”，魏大中“死后六七天才被抬出牢房”，因为时值盛夏，“溃烂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其实除了燕客，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就是后来满清入关，在扬州壮烈殉国的那位——也曾贿赂狱卒，前往狱中探视自己的老师——当时左光斗还活着——结果看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庞焦烂不能分辨，左膝盖以下部位，筋肉和骨头都已经全部脱落”。于是禁不住抱着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见是他的声音，因为无法睁开双眼，于是奋力用手指把眼皮扳开，“目光如炬”，大声呵斥学生说：“你这个没用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国家大事，已经糜烂到了这种地步，你却轻身罔顾大义，那天下事还有谁来承担？赶快出去，不要让奸佞小人找到机会构陷于你，（不然）我第一个杀了你！”于是“摸着地上的刑械，作出想要投击的样子，一旁的狱吏都吓得不敢作声”。史可法后来“流着眼泪向旁人回忆起当时情形，说'老师的肺肝，都是用铁石铸成的！'”。
　　而每死一人，许显纯便用刀剔下死者的喉骨，用小盒封固起来，送给魏忠贤作为凭证——惨绝人寰，惨无人道，竟至于此！   
　　继杨、左、魏三人以后，袁化中和周朝瑞也相继遇害。最后只剩下一个顾大章，被移交刑部，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是阉党一伙，把案子按着魏公公的意思落实了，仍旧下令将顾大章交还诏狱发落。顾大章对家人们说：”（刑部大牢）这里简直就是福堂，我还回去做什么？”于是在刑部狱中上吊自尽而死。   
　　至于魏忠贤，自从这次得手以后，便放开手脚接二连三的干了起来。早前，阿附于他的官员当中，有个叫作王绍徽的，为了迎合”九千岁”迫害东林党人的举动，于是以梁山泊一百单九将——他还算上了托塔天王晁盖——的体例，拟出一个《东林点将录》，把他们所谓的“东林逆党”头要人物悉数囊括其间——比如叶向高，就是”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以此为基础，天启五年（1525年）十二月，魏忠贤又矫诏发布了所谓的《东林党人榜》，名单范围进一步扩大，共计三百零九人，上至大学士、各部院，下至台省部曹，及至督抚、郡邑，应有尽有，“活着的削去名籍，死了的追夺功名，已经削夺的就实行禁锢”，真正形成了对东林党人的一网打尽之势。   
       而“六君子事件”之后，复于天启六年（1526年）再兴大狱，以“李实诬奏”案逮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七人，以及同年六月安徽的“吴养春案”，虽然源起各不相同，然而狱中前后经过，大抵也与六君子没有太多的区别。

汪寿杰

第二十七章  最后一个大阉的末路

　　只不过，锦衣卫在天启六年奉魏忠贤命逮捕周顺昌伊始，却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   
　　周顺昌是吴县人，曾在吏部任职。他为人刚直贞节，疾恶如仇，同乡的魏大中被逮入狱，便曾为其饯行，不但同起同卧，还许诺以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旁边的锦衣校尉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催促他们快走，周顺昌瞪起双眼大声呵斥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么？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以前的吏部郎周顺昌！”进而对魏忠贤骂不绝口。校尉们跑回去把这事如实禀告了魏忠贤，于是等到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人因为开罪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而兴起大狱的时候，魏忠贤便捎带着把周顺昌也给拖进了这趟浑水，派遣专人到苏州去捉拿这位不怕死的“周吏部”了。   
　　当时带头捉人的，是锦衣千户张应龙和文之炳这两位。刚到苏州，连日阴雨，景色惨淡。周顺昌行将入狱的消息一传开，“穷村僻落，蝇附而至，愿一识周吏部，日不下万人”，都焚香为周顺昌祈祷平安无事。这里面固然有周顺昌“好为德于乡”，平日替家乡人做了不少好事的缘故，然而更多的，想来应该是大家对他不畏权贵的慷慨豪情由衷钦佩所致。有读书人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几位，还跑去找到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希望他们能代为向上转达民愿，宽赦周顺昌的“罪行”。   
　　偏是张应龙和文之炳不明就里，还想着在逮人之前多向人家勒索些银两，不然就威胁说“周某人要是在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你们也别来问我”，又说“这是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胆敢从中阻挠！”放声大呼“囚犯在哪里”，故作威风地把刑具镣铐扔在地上，发出阵阵锒铛声响。   
　　其实不提东厂倒还罢了，一听他们说出东厂两个字来，民众更是愤恨难当，都说“我们还以为是天子的意思，原来是东厂想要诬陷好人”，平日最看不惯就是你们这些东厂走狗，今天还想捉我们的周吏部，大家忍无可忍，索性和你们拼了吧！   
　　于是到了正式宣读逮捕令那天，民众群聚在巡抚衙门之外，“执香者烟涨蔽天，哭号声闻数十里”，就连城门内外都站满了人，上下遥相呼应，“声震天”。周顺昌怕连累乡亲，再三拜谢他们的一番深情厚谊，众人仍然不肯各自散去。碰巧又赶上毛一鹭和徐吉跑来与锦衣卫会合，下令开启大门，民众便趁势一拥而入，“势如山崩”地朝向锦衣卫打了过去。   
　　当时情形，众人折断了衙门里的围栅木栏，“纵横殴击”，照着锦衣卫劈头就打。可怜是缇骑老爷们威风得惯了，莫说是魏忠贤当朝，就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以来，走到哪儿不是被人尊礼相待，哪里想到会惹出这种乱子来？当下措手不及，虽有武艺在身，却真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根本抵挡不住，唯有抱头鼠窜而已。有躲在房梁上的，有躲进厕所里的，还有避无可避，找些枯枝烂叶把自己盖起来溜进墙角里的——有个叫李国柱的锦衣卫官最倒霉，被人用木屐当头踹了一脚，屐齿陷入颅骨，当即倒地而亡。   
　　既是乱拳，难免也会错打好人。有位叫作殷献臣的，为周家编写《周氏年谱》的作者，在场目睹了这番情形，担心会加重周顺昌的罪名，便对众人婉言相劝，“痛陈不可”，反倒也被当作”阉党”，”被悍民以香刺面，几饱以老拳”，白白讨来一顿痛打——民怨激愤无复以加，故此可见。   
　　那么，苏州“民变”，究竟打死了多少锦衣缇骑呢？历家说法不一。《明史•周顺昌列传》说仅打死一人，而许多野史笔记则有二人、三人及“数人”之谓。毛一鹭和徐吉束手无策，最后请出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这两位“素得民心”的父母官百般劝说，民众这才意忿难平地逐渐散去。   
　　至于那些幸得不死的缇骑，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多好，简直被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躲进屋里不敢出门不说，只要听见谁说话声音大了些，就立马条件反射似地跪地求饶——毛一鹭只好聊尽“地主之谊”，派出专人在左右守护，至于什么宣旨逮人，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可是忠臣之于奸佞，君子之于小人，两者最大的区别，便在事到临头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周顺昌虽然得到父老乡亲如此爱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网”，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还会牵扯到更多无辜的性命。他于是“自诣吏”，又过了三天，便随着缇骑一块去了北京。当然了，因为死里逃生，心有余悸，锦衣缇骑们一路上对他极好，不曾有过任何不恭的举动。   
　　消息传回北京，魏忠贤大惊失色——其实事情哪里有那些人所说，什么“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般严重——差点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谋划策的官员问罪，直到毛一鹭向他汇报，带头闹事的五个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地。   
　　这五位也是好汉，一力承担了围殴缇骑的罪责，并说“都是我们干的，与他人无关，要杀就杀我们五个就好了”，自己拿来刑具给自己戴上。从此“五人之名震天下”，临刑时监斩官亦不免为之落泪，死后家乡人又为他们收敛尸骨，于虎丘合葬，号称“五人之墓”。   
       至于周顺昌，入狱后慷慨如故，每当行刑，必然大骂魏忠贤。许显纯——这人实可谓天启锦衣卫的当红一线主角儿——把他的牙齿全都敲掉了，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还能骂魏上公吗？”周顺昌一口污血吐在他的脸上，“骂益厉”，终于在当夜被许显纯于狱中惨杀。   
　　经此一役——这里稍作提及，在“周顺昌事件”同时，跑去苏州捉拿另一位大臣黄尊素的缇骑，在城外也同样陷入了民众围攻，连捉人用的“驾贴”都给打掉了。而更早之前，在杨涟和左光斗等人被逮的时候，也曾有过“壮士剑客”数千人准备抢夺囚车，士绅子弟张榜号召“痛打缇骑”的情形，只不过因为当事人发现的早，予以了及时的制止——魏忠贤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在宫里，在京里，固然可以一手遮天，然而天下之大，一旦激起“祸端”，那局面也不是自己可以收拾得了的。于是从此以后，“缇骑不出国门矣”，再也不敢跑去京城以外胡乱捉人了。   
　　而“九千岁”的威势，似乎也正因为遭受了江南士民此番拳脚相加的影响，元气折损，隐约显露出些许根基动摇的倾向。尤其到了次年八月，“天才木匠”朱由校以23岁的年纪在宫中急逝，魏忠贤顷刻失去了倚凭的靠山，人事更迭之际，在如何应付接替哥哥执掌大明江山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的问题上，身处风口浪尖的魏忠贤自然犯起了嘀咕，开始有些狐疑不定起来。   
　　因为信王很不喜欢他——普天下当然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他魏公公——他又确有谋朝篡位，或违背大行皇帝遗诏，改立他人的念头——朱由校驾崩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信王入宫之日为丙辰，且是下午。这中间，有好几个时辰，大明朝处于“无主”的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既然定下来了，那么先帝一死，首要任务就是迎立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他魏忠贤有上述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实在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   
　　只是大明皇权根深蒂固，尤其最为致命的一点，没了皇帝的太监什么也不是，失宠失势就是死路一条——何况兵权又不在自己手中。如此这般，思前想后，还是先把信王迎进宫里再说，表现得积极些，在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绝不能给别人逮着了话柄。   
　　这就是魏忠贤自取其祸了。信王朱由检是个极为谨慎且多疑的人，进得宫来，只吃自己衣袖里藏着的食物，而绝不肯碰太监们奉上的御膳——他怕有毒——长夜枯坐，紧张得不敢合眼，遇见有太监拿着剑在殿外走动，便取过剑来放在自己案头，又让光禄寺取饮食奖赏这位“勤勉”的内臣。于是“欢声如雷”，都说新皇仁德。这样好不容易挺到第二天，接受百官朝拜已毕，这才总算坐定了皇位。   
　　于是为大行皇帝上尊谥为哲皇帝，庙号熹宗，以次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接下来，便轮到收拾“万恶之源”的魏忠贤了。   
　　在收拾魏忠贤的整个过程中，朱由检表现得都极为沉着。因为感觉到了点儿大厦将倾的意味，上至魏忠贤，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党众人这时候都在琢磨着如何自保，见不得光的主意当然没有少去琢磨。为了稳定朝局，朱由检先是对魏忠贤百般安抚，对其族党褒奖有加，接着却又应允了他自愿辞去东厂提督的奏请——魏忠贤是想以退为进，但这一退，便再也进不上去了——并令客氏搬出宫城居住。到了天启七年十月间，嘉兴有个贡生钱嘉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朱由检让别的太监拿去念给当事人听，弄得魏忠贤“大惧”，唯有叩头请罪而已。朱由检一看试探初见成效，并未激起阉党多么强烈的反应，便于十一月将魏忠贤解职发往凤阳闲住，旋即差遣锦衣缇骑尽出，拿着驾贴去捉拿他们这位曾经的主子。   
　　魏忠贤在路上听闻新皇已经对自己下手，就在阜城这个地方自尽而死。朱由检闻讯深以为憾，下令碎尸，把他的脑袋悬在河间示众，族人尽皆处斩，就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得宽恕。又将客氏逮至后宫浣衣局活活打死，及至“焚尸扬灰”——抄没客氏家财的时候，在她家里发现了宫女八人，都怀有身孕，据闻是客氏想效仿先秦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伎俩，以这些宫女进献皇帝，生下来的自然不是什么朱家后代，以此来实现她“李代桃僵”的计策。其用心之险恶，倘若事成，后果委实不堪设想。   
　　至此，首恶即除，下面那些大小走狗当然也难得逍遥法外。崇祯二年敲定“魏忠贤逆案”，涉案人员张榜明示天下，多达二百八十九人，同样也是上至大学士，下至郡县官吏乃至于读书人，倒也和当初那份《东林党人榜》一样，真是“前后辉映”。阉党主要骨干非死即流，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这里单说许显纯。需要补充交代几句的是，其实这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自己又是武进士出身，“略通文墨”，在锦衣卫里来说也可算得一个人才。只是这点儿“才”全被他用去为虎作伥，凡事对魏忠贤唯唯诺诺，虽然主持诏狱，未得来人吩咐，就连自己动手拷问犯人的胆量都没有，怕擅作主张得罪了“九千岁”。为恶如此，他自然连“逆案榜”都没能等到，崇祯元年六月，即和田尔耕一同被判处斩，人人莫不拍手称快。   
　　而这时候，一干在天启年间大狱中被害诸家的子弟，纷纷群聚到镇抚司诏狱外为先人设祭，哭声竟直达深宫禁苑，惹得朱由检忍不住发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的一声长叹。这些人就是有名的“东林孤儿”，他们并未听从先祖“不要再读书”的训诫，反而专心学问功名，后来多有显著，大抵可视作是上苍垂怜的缘故吧！   
　　民间又有戏班，专门编排了一出《冰山记》，描写魏忠贤倒台经过。据说只要扮演杨涟的伶人登场，观众莫不为之动容，齐声高呼“杨涟、杨涟”，仿佛真如杨涟本人重现一般。   
       公道自在人心，是此谓也。

汪寿杰

第二十八章  结局：皇帝、太监和锦衣卫们

　　魏忠贤是死了，许显纯之流也杀得尽绝了，然而大明朝也跟着快要完蛋了。   
　　其实说起来，朱由检何尝不想振作，延续自己手中二百余年的大明基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直就像是在补世宗、神宗和熹宗拖欠的债务一样，天天临朝议政，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疏，凡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下令内廷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又下令“廷臣不得结交内臣”，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起用早前辽东战事中屡建奇勋，却为魏忠贤等人排挤而去职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抵御满清，凡此种种，无不是在为着挽狂澜于既倒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他手里的摊子实在太烂了。   
　　不仅是烂，简直就是烂成了一堆渣。关外，满清战马嘶鸣，持刀相向；关内，四下流寇蜂起，饥民遍野。最为命的是，历经过万历、天启的党争风暴，再加上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大砍大伐，国家人才凋零，几至无人可用，留在他身边的即使不是小人，也不过仅是一帮庸人而已，以至于在崇祯元年想要找出一个新的内阁首辅协理朝政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借助抓阄这种可笑的方式。   
　　而朱由检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既不能尽信于人，又常为用心叵测之徒所蒙蔽，刚愎自用，举止乖张。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因为误信流言而翻脸不认人，将举兵入卫京师的袁崇焕逮入锦衣卫狱，并于次年八年将其凌迟处死，无疑便是他这些性格弱点最为有力的明证——袁督师千古奇冤，可比南宋岳武穆之风波亭——偏他又不知自省，只是一味沿着这样的即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埋头向前，“大势将倾，积习难免”，内外交困之下“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可谓不幸也已”。   
　　而锦衣卫呢？   
　　随着国势山河日下，事事痛感束手无措之余，为了控制朝局，加强对军事和行政的统辖力度，朱由检自然也就反悔，推翻了自己在即位之初曾经作出限制厂卫权力的承诺，进一步扩大这两个特殊部门在国家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监察”范围，虽然在其执政的十七年间不断因此而受到大臣的指责和劝谏，但却“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这是可悲，可恨，还是可叹？   
　　所以，尽管没有了魏忠贤，没有了许显纯，崇祯朝的厂卫大抵还是沿着前朝套路，“亲密无间”，玩出了一把有明一朝最后疯狂的闹剧。   
　　于此，有位叫作李清的官员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得最为生动。   
　　他在他所写的《三垣笔记》里回忆说，“我刚到刑部，问司寇郑三俊，刑部什么案情最冤枉”，结果这位司寇回答他是“盗情”，并说“如果想要为那些所谓的盗匪平反，最好的办法就是判他们秋后处决”。李清有些奇怪，追问这是为什么。后者面有难色地解释说：“因为这些盗匪，都是东厂缉获送来的，有关部门不敢翻案，所以只能找出那些既无赃物亦无人证的涉案人员，判处他们秋后处决，这样或许还能够替他们争取到解脱罪名的时间。”   
　　至于当时狱中情形，“每当厂役捕获盗匪，必定要加以‘五毒'刑讯，并从犯人里挑出有油水的对象，敲诈勒索直至倾家荡产，然后才将案情上报东厂”， “曾经有个‘盗匪’被押往菜市口行刑，一路上叹息着说‘我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没做过，怎么能诬陷我是强盗呢？’”   
　　有鉴于此，李清也曾劝说别的官员平反冤狱，结果别人回答他说：“如果推翻了东厂所获取的供词，日后他们必然罗织罪名，相关大小官吏都得一并送命，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做。”   
　　那么，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情，到底是从冒哪儿来的呢？   
       他又说：“（皇）上把耳目的功效寄托给锦衣卫，称他们是‘心膂大臣'，所有宫廷以外的事情，都由锦衣卫负责汇报。吴孟明并不急于害人，更想趁机敛聚钱财，他的儿子吴邦辅出力最多，每当缉获州县官员（向廷臣）送礼的礼单，必然故意泄露姓名，然后挨家逐户登门勒索……东厂也是如此……曾经有某位知县，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给翰林编修胡守恒，请后者替自己写篇文章，其实钱还没有送出，也被勒索了千金才算作罢……”        
　　甚至无意间的玩笑话，也会给官员们惹来天大的麻烦——公公也好，缇骑也好，都是惹不起的——有位叫作白慧元的，任职定兴知县，和宫里某个公公是同乡，大约为着联络乡谊，两个人便凑在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公公从家里拿出许多珍奇异宝请老乡观赏。不想白慧元是个豁达之人，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有至宝，比你这些好多了”。公公好奇，追问他是什么，结果白慧元把嘴一咧说：“这至宝就在我的裤裆里。”我有子孙根，你没有，不是强过你这多许珍宝么？   
　　这话可真是戳到了人家做太监的痛处啦！公公当时不说，回头就向皇帝汇报“白慧元这个做县令的，贪赃枉法，残横凶暴，纵容属下在辖区里鱼肉百姓，应该革职拿办。”又觉得光拿他一个，太过惹人注目，于是索性把连同定兴县在内，包括京师附近的任丘、清苑、涞水、迁安、大城等地县官一并拿下，悉数革职遣返，并且还申斥“巡抚按察不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级官吏严加督察，以致他们玩忽职守，京畿地区都这样，偏远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严加整顿官场纪律，不得再出现类似情况。   
　　瞧瞧，白慧元一句话连累了多少人！   
　　一句玩笑尚且如此，其它诸如刻意为之的蓄意栽赃、滥杀良民，或者包庇党属，颠倒黑白，以致激发如天启年间“周顺昌事件”那样百姓“暴力抗法”的情形，在整个崇祯朝此起彼伏，屡见不鲜，也就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替他们“作书立传”了。   
　　不过话说回来，都说“厂卫、厂卫”，虽然早已“和光同尘”，但是就其活跃的范围和层面而言，因为原本分工不同，所以东厂毕竟要比锦衣卫沾惹的事情更多、更广，锦衣卫的注意力，终究还是集中在朝廷政治斗争这最主要的一根弦上。   
　　崇祯末年，内阁当红的辅臣，有位叫作周延儒的——这人在《明史•奸臣传》中榜上有名，是个什么货色，无须多说——朱由检虽然“多疑而任察”，莫说是寻常大臣，就算是袁崇焕那样有大功的忠臣、能臣，翻了脸照杀不误，而且是杀大臣“如割草芥”，但对这位周阁老，却始终信任得很。这是周延儒做人精明，一直在朝堂上风光无限，又因为他善于迎合圣意，屡次获得朱由检的褒奖。他最后倒台，就是栽到了锦衣卫的手里。   
　　因为周阁老为了博取贤名，曾经向皇帝进言，要限制厂卫的权力。结果事情不成，反倒得罪了东厂和锦衣卫一大帮的头面人物。当然了，他大概是觉得，这时候执掌锦衣卫的骆养性是自己提拔的亲信，不存在什么后顾之忧，却没料到这位骆都督真的就为此怀恨在心，暗中勾结东厂对他进行“专案侦察”。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朱由检便接到锦衣卫密报，说是此前周阁老在通州“视师”督战抵御满清进攻的战役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城迎敌，而是躲在屋里和客人饮酒作乐，所谓的“屡战大捷”，都是他编排出来欺瞒皇帝的一派胡言——这是确属事实，不算冤枉他周延儒了——朱由检顿时大怒，将其革职还乡。骆养性又在后面继续煽风点火，终于促成朱由检坚定决心，在年底派出缇骑将周阁老逮回京师，迫其自杀，抄家籍灭才算作罢。   
　　可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延儒不是好人，这谁都知道，十五六年间弹劾他的大臣比比皆是，朱由检一概置之不理，唯独锦衣卫说话，立马就能让这位阁辅三尺白绫做了了结，皇帝对锦衣卫重视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件事情自可一目了然。   
　　这也就是崇祯年间朝野倾轧的一桩明证了。不过呢，同样是这个骆养性，却还真办过与私怨无关的“好事”来着。   
　　这件事情又与诏狱有关了。有两位官员，姜埰和熊开元，因为上疏议事，触怒了朱由检，将其逮下诏狱，更在当天夜里给骆养性发去密旨，要他在狱中将二人“潜毙”以解心头之恨——这简直就是魏忠贤、许显纯之于“六君子”的重演，只不过始作俑者竟然换作了皇帝本人——骆养性有些拿不定主意，跑去问自己的同僚，结果人家反问他说：”你难道不知道田尔耕、许显纯的下场吗？”   
　　骆养性听完害怕起来，于是硬着头皮向朱由检回复说：“这些言官虽然有罪，理应通过法定程序明正典刑，然后再与天下人一同抛弃他们。现在陛下您三更半夜传来只言片语，就要臣结果了两位谏臣的性命，这样的旨意，臣实在不敢遵从。”我可不想跟田、许两位前辈一样，日后还得替您背黑锅，落得个身首异处。   
　　接着，心有余悸的骆养性又把这事告诉了朝廷里的某位同乡。不料这位同乡嘴巴不严，竟然走漏风声，于是有大臣向朱由检密奏说：“骆养性这是把过错推给君父，把功劳揽在自己头上。陛下您要是没有下达这样的旨意，那做臣子的当然不能信口雌黄；即便是有，也没有这样拿去到处跟人讲的道理。”骆养性太不像话了，皇帝还是杀了他的好。   
　　只不过骆养性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因为朱由检事后又不想因为杀谏臣而使自己背上恶名，既是饶过了骆养性这个靠不住的，也饶过了姜埰和熊开元——究其始末，两位大臣如果有心，却是不能不去念着骆养性这一番救命之“恩”的。   
　　然而，也正是在姜埰和熊开元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出狱，行将奔赴前线“戴罪戍边”时候，大明朝的帝都北京城，被“流寇”李自成击破了。   
　　李自成击破北京，由始至终，都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一开始，宣府巡抚朱之冯，听说“流寇”攻陷了临近的重镇大同，还曾经大聚城中将士，在城楼上竖起太祖皇帝的神牌，誓与宣府共存亡。回头却撞见刚到任没几天的监视太监杜勋和麾下总兵官王承胤，双双叩请他献城“降贼”。朱之冯震愕非常，指着杜勋痛骂一番，到头来却也没能阻止后者穿戴起隆重的蟒衣朝服，“郊迎三十里之外”，将这北边重镇拱手送给了“闯王”。朱之冯独立城头，叹息良久，下令开炮，无人响应，自己去点火药，又被手下官兵阻止。他只得仰天大哭，拒绝亲信提出弃城出逃的建议，朝着南方叩首已毕，写下请皇帝收拾人心的遗表，就在宣府城中自缢而死。   
　　可偏偏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杜勋，朱由检却认为他是骂贼殉难，“忠烈可嘉”，不但拒绝了朝臣请急撤各地监视太监的奏请，还追赐他为司礼太监，“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堂上官”，准备在宣府为他立祠，“春秋致祭”。   
　　于是乎，等到李自成大军包围了北京城，杜勋和另一位在居庸关降“贼”的太监杜之秩入城去找皇帝和朝臣们谈判的时候，朱由检不免大惊失色，以为自己看见的是杜公公的“忠魂”，惊讶得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却不想他杜勋开口便是“闯王厉害，闯王了得”，添油加醋地替“贼酋”吹嘘了一番，最后扔下一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皇帝您还是替自个儿打算打算吧”，便又大摇大摆地穿城而出。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杜勋是被守卫北京城的将士用绳子系在箩筐上吊进城里的，走的时候自然还得这么回去。临行前，他又唤过留守城中的太监王相尧、褚宪章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们这些人，富贵都在，谁也少不了的。”   
　　为什么富贵都在？因为他们准备换个主子继续混饭吃了。   
　　朱由检终于回过神来，让兵部尚书张缙彦拿着自己的旨意登上城头察视情况。张缙彦被守城的太监们所阻拦，问他们杜勋哪里去了，回答说是已经出城回营。张尚书无奈，带着几位同僚回去复命，却再也没能跟皇帝见上一面——他们进不去了，皇宫宫门已经被太监们关上了。   
　　第二天黎明，北京城陷落。   
　　朱由检在唯一的忠臣——太监王承恩——的陪同下，爬上万岁山，一根白绫，结果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死也结果了大明朝。   
　　本书完。   
　　怎么完了呢？题目不是“锦衣卫的末路”吗？本书的主角呢？都最后了还不告诉读者主角的命运么？告诉些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陪着皇帝，从开国到亡国，在皇权的阴影下，曾经辉煌，曾经跋扈，曾经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在亡了国的时候，除了卷起铺盖细软逃跑，从此掩名埋姓夹起尾巴做人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得罪的人太多了，不论是阉党还是清流，士子还是百姓，天下间除了皇帝，根本没有能容得下他们存在的人。
　　而皇帝，已经自顾不暇，为了他的国家和社稷，殉国了。   
　　当此之时，北京城里闯王登殿，山海关外清军磨刀霍霍。朱由检的死，只带走了一个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尊严。而这个王朝早在建立之初就生长的毒瘤——锦衣卫——真正与国同休，在腐蚀了王朝的肌体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而在肌体溃烂之时流出的鲜血与脓疮，还要在今后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现在无数人的眼前。那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记载中，那剃发令下的无数冤魂里，那些反清义士、大明遗民中，可能有锦衣卫及其后人的存在，也可能没有。   
　　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在后世的记述中，锦衣卫的名字永远都和大明王朝的皇权紧紧联系在一起，如附骨之髓，无法区分。   
在失去了国家，失去了主人之后，没有了明朝，没有了皇帝，没有了锦衣卫的名字，这些人，也不过是，亡国奴，而已。

汪寿杰

后  记

   
　　在电影《新龙门客栈》里，威风凛凛的大反派是东厂的曹少钦公公，千里追杀周淮安，到了戈壁沙漠，也要摆大首领的谱儿，身边带着一群侍卫鞠躬哈腰——那一群侍卫，就是锦衣卫；还有许冠杰版的电影《笑傲江湖》里，张学友一脸坏笑，带着人马围攻染坊——张学友扮演的正是锦衣卫千户，权力很大，甚至可以随意调遣地方上的兵将……类似这样的描写，在影视作品和武侠小说中还有很多。   
　　这些人，他们是锦衣卫的成员。   
　　锦衣卫，一提起这个名字，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浮现的大概都会是阴森的牢房、恐怖的刑具、凶狠的审问、狡诈的阴谋，甚至高来高去的蒙面武功高手，而锦衣卫下属的诏狱，恐怕只能拿白公馆、渣滓洞这样的地方相比拟了。   
　　锦衣卫，成立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比东厂成立早三十多年，一直到明亡，存在了260年之久，是真正的与有明一代相始终。   
　　明朝可被后人诟病的地方有很多，皇帝重用特务进行统治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明朝特务机关代表的“厂卫”中“卫”的锦衣卫，它在百姓传闻和文人记事之中的真面目是什么？在王朝历史中的表现又是什么？那些身为锦衣卫的人们，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   
　　这种种问号一起，构成了我们写作此书的初衷。   
　　《明史》上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督领之，恩廕寄禄无常员。凡朝会、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一千五百七员等侍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耤、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并枪，同兵部莅视。统所凡十有七。中、左、右、前、后五所，领军士。五所分銮舆、擎盖、扇手、旌节、幡幢、班剑、斧钺、戈戟、弓矢、驯马十司，各领将军校尉，以备法驾。上中、上左、上右、上前、上后、中后六亲军所，分领将军、力士、军匠。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驮宝之事。”     
　　这样的记载，使锦衣卫看起来像仪仗队多过一个特务机关。不错，锦衣卫，并非只是我们日常理解中的特务机关，它身为天子自将的二十二卫之一，负责大朝会时的警戒和仪仗工作，这从它”锦衣”之名上就可看出一二。   
　　而在我们这些后人眼里，特务组织的认识完全掩盖了仪仗队的功能。锦衣卫日夕在皇帝身边，虽然在明朝中晚期被由更接近皇帝的太监控制的东、西厂（还要包括短暂存在的内行厂）压制，但锦衣卫始终“屹立不倒”，和王朝命运相始终。   
　　在写作过程中，有许多以前的疑问都了回答，比如很多介绍锦衣卫的文章中都称朱元璋晚年认识到了杀戮太过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洪武二十年罢锦衣狱。这条记载见于史籍，却被很多人，包括许多历史学家曲解为罢除锦衣卫，而将锦衣卫复立的责任算到他儿子朱棣头上。其实“罢锦衣狱”和“罢锦衣卫”完全是两个概念，锦衣卫并非只是特务机关，它是卫所、皇家仪仗队、秘密警察的合体，朱元璋为了平息众怒将秘密警察部分功能暂时停止而已。事实上，靖难之时，不光太监们鼠首两端，锦衣卫也同样分属二主，并在叔侄争位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了解锦衣卫的出现、发展和衰落，对于深入理解明朝的政治统治有很大的意义。当然，本书并非学术讨论书，我们想奉献给读者的，也不是枯燥的学术论文，而是想告诉大家，在明朝这样一个以特务统治著称的朝代里，在锦衣卫这个特务组织中任职的人们的故事。   
　　本书讲述了明朝各个历史重要时期中，锦衣卫这个特殊的特务机关的人和事。锦衣卫人员构成复杂，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以几个重要的人物来以点带面来描述整个锦衣卫的命运。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深受皇帝信任，拥有很大的权势；另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多为朝臣所鄙视，甚至得不到基本的人格尊重。   
　　每一个人的过往构成了过去，过去的积累构成了历史。身在其中，这些的故事富有传奇性，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同时，也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黑暗的历史，不难从中得到启发和深省。   
　　作者自知才疏学浅，贸然挑战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希望读者能够对历史能够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也是由于作者自己对于锦衣卫这个另类的官僚组织有了一些认识和体会，希望能和读者分享。   
　　

齐秋草草于京华
　　2007年6月

汪寿杰

       敬请大家提供更多的关于锦衣卫的历史资料、历史传说，发表对锦衣卫这一历史怪胎的见解。
       明丞相汪广洋文化研究会，将在着手撰写“陶山家族”这一超越历史的书籍中，予以斟酌采信！

汪德兵

金寨汪卫东

一气看完，脖子都看僵了。哎  伴君如伴虎。

汪尚谦

一定要读的!寿杰本家辛苦了!

临清汪氏

“前脚才受贬，随后又断头，只因皇上疑，临死不知由。”